“一代不如一代”的喟叹，如今被越来越频繁地运用到“80后”、“90后”工人身上。作为对比参照的群体正是建国初期老一辈纺织服装工人。他们在生产一线燃烧了自己的青春，写下了那个年代的光辉印记。

实际上，需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不同历史时代或者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体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两代纺织服装工人所经历的种种变迁，正是这个群体背后越来越清晰的职业诉求与理想。 相关调查显示，目前纺织服装企业新招聘的工人以“80后”、“90后”为主，约占70%.相比老一代，新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资薪酬外，更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且把就业地区环境、工作场所环境及周边生活环境列为选择条件。

“候鸟”90后

等到这个月底拿到工资，张倩就决定打包回江西老家了。三年来，她一直在珠三角各个大小服装工厂之间迁徙，工作时间最长的也就半年。一眨眼又是一年过去了，张倩坦言，她其实并不开心，外面根本没想象中的那么好。

“我今年19岁，1990年出生的。就是大家说的90后。老家是江西那边的，初中毕业就和表姐一起过来打工了。现在是服装厂里流水线的一名工人。”张倩以这样的开场与记者开始了视频对话。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王文刚刚下班，然后找了一家工厂附近的网吧接受采访。

辛苦、寂寞、烦恼几乎构成了张倩的全部生活。“基本上每天做10个小时活，下班就回集体宿舍，每个礼拜有休息一天。”最令她气愤的是，现在的工厂本地工友较多且有些排外。“刚到这个厂子的时候，有一次去食堂已经很晚了，我就想跟本地的几个工友一起挤挤。过去之后她们很不情愿地给我让了个位子。后来听另外的工友说，广东人基本上看不起外来人。可这都什么年代了，同样是一个厂打工的，凭什么我要被看不起？”

而这仅仅是张倩三年打工生涯所遭遇的事件之一。在她的记忆里，类似这样的不如意非常多。比如，以前在东莞一家制衣厂上班，企业在招工时承诺月薪多少多少，但实际到手的却远没有那么多。还有去年在佛山某内衣厂工作时，车间主管经常会找各种理由扣钱，“迟到1分钟罚1元钱，迟到10分钟就算旷工，请假请不了，3天不上班就算自动离厂，工资都很难要回。”

“我经常会想到真不该这么早就出来上班的。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每天都想着早点出来挣钱，不听父母唠叨，可是现在，又特别怀念以前读书的时候。”张倩说，这次回江西去，主要想找个学院读书，两三年后再出来找工作，她说：“我现在还年轻，机会很多，也不想一辈子做工人。”

《候鸟》是张倩最近常听的一首歌。她尤其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有一种鸟，一生注定随着季节的转变，南来北往，四处为家。它们一生飘荡，不畏路途遥远地飞着。无非只为了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大家都叫它候鸟，我们则称它为希望。

60年情结

2009年的最后一天，78岁的王永贤戴上帽子下楼去超市买菜。走到小区门口时，她静静地在寒风中矗立了5分钟。一年前，小区对面的废墟还能见着正在拆迁的老厂房，如今这里已经被华润橡树湾高级住宅取代。

在贾樟柯执导的电影《二十四城记》中，通过三代“厂花”的真实经历，演绎了一座国有工厂的断代史。2008年，工厂再次迁移到新工业园区，而老厂土地成为了新开发的楼盘。同样的真实故事发生在北京清河毛纺厂。这个曾发源于"洋务运动"、历经百年辉煌与沧桑的企业，如今和许多老牌纺织企业一样，无可挽回地陨落了。尽管它的老员工对这个工厂都怀有一种深深的难以名状的情结。

往事成追忆，一切熟悉而又陌生。说起当年进厂时的情景，王永贤至今仍回味无穷。"我是1951年进的厂，1980年才离开。那个时候要进纺织厂，比现在考公务员都难。"经过笔试、口试两轮考核后，王永贤被录取了。报到那天她乐坏了，大厂房、大食堂、大方桌，气派而现代。由于个子和纱车高度匹配，王永贤后来被分到了细纱车间，这一干就是几十年。而和很多纺织女工一样，她的身体也落下了一些小毛病：右腿膝盖因为长期顶纱车变形，无法伸直。

在清河毛纺厂工作近三十年里，王永贤经历过不少记忆深刻的事，那是她闪烁着光芒的青春与岁月。最自豪的是月工资16元，8元捐给抗美援朝，一捐就是两年。最乐的事是义务劳动也搞比拼。自己的活干完了，还去其他车间义务劳动。从凌晨一点到三点，劳动两个小时，义务劳动小组搞比拼，看哪个小组干得活质量高、产量大。“那时，干起活来有劲也有乐趣。”

那个国门刚刚开放的年代，“纺织女工”还是时尚与身份的象征。她记得，正值豆蔻年华的女工们，穿起裙子来争丽夺艳，一到下班时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工像成群的蝴蝶，从厂门口飘出来，对面是头发梳得油亮已经等候多时的男生，这耀眼的场面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当年的机器轰鸣变换成历史的回音，对于这个届满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这是美好又伤感的回忆。如今，当看到在原厂址上拔地而起的华润橡树湾，王永贤说：“好像是身体的一部分，就要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