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位喜欢旗袍的女友反复参读《小团圆》，只为心仪其中一款衣料，“象牙色薄绸印着黑凤凰，夹杂着暗紫羽毛”。那奶白色与黑紫色柔和地调配出雅致的调子，衬托着所有关于民国女子悠扬舒缓的想象。或有《花样年华》、《色，戒》美轮美奂的旗袍影像在先，但那样的摹古终究不比笔墨中的旧时氛围，那样细腻持久地涤荡人心。

感谢张爱玲在《小团圆》对自己近乎严苛的忠诚，我们在《对照记》中才能确认这件华服的真身。却是洋装的裁剪，衣袖与下摆处是被面爱用的凤凰款式——这原是用祖母的古董被面做成的。

张爱玲喜爱奇装异服是出了名了的，喜欢旗袍却把它做得与众不同。张子静在《怀念我的姊姊张爱玲》中写道：“她穿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一朵朵的蓝色和白色的大花，旗袍两边都没有纽扣，穿的时候要像穿汗衫一样钻进去。”而胡兰成的侄女青芸亦说：“她人不漂亮，鞋子是半只黑半只黄，喜欢穿古朝衣裳，总归跟人家两样子”。

尽管张爱玲素知“中国人不太赞成太触目的女子”，《更衣记》中她写那些前朝的女子，“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于是她要别样打扮，用大红、葱绿、柠檬黄、士林蓝、玫瑰红的广东土布(宁叫人笑“乡下小孩子”)，“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柯灵语)，用震动的色彩和特异的款式来抗拒，女性身份低压压而来的谦卑与平庸。

张爱玲说：“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一种袖珍戏剧——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张爱玲是用鲜亮、明媚的色彩来打消内心中那个从小就谦卑、晦暗、不快乐的自己。奇装异服便是她给自己所砌造的新天地，在这个人人都要侧目的世界里，住着一个不被时局、家庭、自卑、贫困和流俗所束缚的张爱玲，真正能够徜徉于美、创造与幸福之中。

一般来说，人人皆知服饰以其华贵争夺眼球，然而有时人们的追捧却也并不以富贵为上。林徽因与陆小曼即是一例。在半个世纪后，陆小曼在后生读者们的民心争夺战中，似乎总输了林徽因一截。照片中狐皮围脖的富贵效应似乎敌不过林徽因简简单单的一件棉布旗袍。

从《林徽因传》中所收录的照片看来，林的服装大多中规中矩，裁剪合身，并不以夸张示人。这位安娴的大家闺秀，或许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远不及张爱玲般抵触挣扎。惟有林徽因与梁思成在加拿大完婚时的一袭旗袍颇为亮目，系林亲手设计。尤其是头饰的款式，如冠冕一般充满了民族情调，中间缀以缨络，两边则是长长的披纱，甜美别致。

然而，二十多年后，正是这个“如小仙子般”甜美的林徽因，为了北京城古建筑的命运，直斥主张拆迁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当时的林徽因肺病已经几乎说不出话。或许用《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的话来说，婚服的设计“也许是她一生所追求的‘民族样式’的第一次尝试”。然而，我们又依稀可从中窥见命运从甜美向严酷的过渡中，某种绵延遒劲、一以贯之的主见与精神。因着这股劲，日渐虚弱的林徽因和日渐坚强的林徽因，就这样奇妙地立在了民族建筑的历史舞台上。

或许，在风气渐开的民国时代，服装乃是一个女子确立自己身份的第一种方式，是将自我意识展现给外界的第一种表达。她们通过服装固执地确认着自己的身份。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婚时，穿着一件“红纱底金绒花的旗袍，配了一件黑纺绸衬裙，在开衩处还镶着花边”。巨大的色差竟一如鲁迅对她小说的评价，充溢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另有陈丹燕笔下的戴西(《上海的金枝玉叶》)，这位浸淫了西方教育的富家小姐，选择终身穿着中式的衣服，保持中国发髻。或许是出于爱的公正与自尊，让她懂得自己独特的东方身份和与之伴随的美。

陈丹青曾说“人的性情往往比才气还要近艺术”。无论是穿着香港土布便“森森然快乐非凡”的张爱玲，还是林徽因身着旗袍犹在屋顶攀爬考察的瘦弱倩影，服饰记载着她们的甜蜜与苦难，辉煌与颠沛，搏击与抗争。或许，与此相比，如今的旗袍热不过是在“织锦夹袍”、“香云纱”等美好的文字拼合中所刻意复原的古韵，终究只是一个悠扬的概念，透着幽暗而靡靡的氛围，妄图窥探那贵族家庭的辉煌热闹。只是这煊赫背后的浮沉颠沛、慷慨气魄，都已化作了阳光下的一缕烟尘，不足为人称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