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末年，一个名叫赵廷的十几岁男孩，从武清到北京东四牌楼一家制作靴鞋的作坊学徒。他心智聪慧，不畏艰辛，苦学几年后，凭娴熟的技能和忠厚的品性，取得他人相助，于咸丰三年（1853年）在崇文门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创办了一家靴鞋店。前店后厂，主营清宫文武百官所穿的朝靴，冠名——内联升。内，指大内（朝廷），联升即寓示穿此店靴鞋可官职“连升”，此乃迎合了满清政府大小官吏的心理。

赵廷大胆创新朝靴制作工艺，设计底厚32层，靴头微挺，靴跟略高，专以南京贡缎衬面，外显雍容华贵，穿上舒适随心。内联升生意十分兴隆，那时北京城内有句谚语：“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内联升靴鞋店一时被民间列为北京的四大店铺之一，可见其非同一般。

满清政府是内联升朝靴的大买家，小官小吏登店定做，王爷重臣们用靴则由内联升师傅进宫取样。内联升曾备一本专簿，簿中记载朝中每个制作朝靴人的姓名、年龄、身高、体重、靴码等详情。依靠这本专簿，下次有人做靴就不再附样，只需告知姓名，就能得到满意的朝靴。这就是内联升所谓的《履中备载》，成为中国商业史上最早的“客户关系管理档案”。面向大众，内联升也使用此法，由此名声鹊起，顾客盈门。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一向以工艺、质量、信誉闻名京城的内联升险遭大祸。朝廷内务府总管李莲英偶闻内联升以绸缎布头儿制作靴鞋，即派人闯入稽查真假。内联升从老师傅到小学徒都吓懵了，赵廷镇定自若，当众搬出切刀，任内务府的人随意切开朝靴勘验。结果共切朝靴十余双没发现任何纰漏，内务府人只得回宫如实禀报。此事传遍京城，内联升信誉反而大增，东北、天津、上海等地大商号也纷纷前来定购朝靴、旗鞋和便装鞋。之后，赵廷把北京城外第一家销售店开在自己的家乡武清县城西大街路南，取店名兴隆裕鞋铺。此后不少武清人也去了北京内联升学徒。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内联升朝靴店毁于炮弹引发的一场大火。至侵略军撤出北京城，赵廷才在灯市口西乃兹府（今称奶子府）建店开张。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兵变，内联升被抢掠一空，再遭重创，赵廷悲愤而死。其子赵云书把店铺复迁至前门，因不宜“前店后厂”，又在不远处的北火扇另立制鞋作坊。

清王朝覆灭后，穿朝靴旗鞋者骤少，内联升在继承民间传统手工制作布鞋工艺的基础上，创出工艺独特的小圆口千层底便装布鞋。这种鞋使用纯棉、纯麻、纯毛礼服呢等天然物料，制作工序30多道，总工序70多道，仅鞋底每平方寸就以精纯麻绳儿手纳81—100针，且针脚纵横均匀。当时北京人身穿瑞蚨祥绸缎衫，脚蹬内联升“千层底”，再配一双丝线洋袜，可谓时尚服饰。内联升的“老头乐”鞋帮浮面嵌有手工精绣的云头花纹，俗称“大云棉鞋”，老年人冬季穿在脚上暖和轻便又舒适美观。1915年，内联升参加全国国货展览，一举获得各类鞋一等奖的殊荣。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穿西服、制服的人增多，皮鞋流行，这一变故内联升始料不及。1943年赵云书病逝，由赵佩杉执掌内联升。

1949年，内联升再次迁至大栅栏老药铺旧址，解放后的北京人仍最爱穿内联升千层底鞋。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郭沫若等，当年同北京人一样爱穿内联升的“千层底”鞋。郭沫若为内联升千层底布鞋赋诗曰：“凭谁踏破天险，助尔攀登高峰？志向务求克己，事成不以为功。新知虽勤摩挲，旧伴每付消融。化作纸浆造纸，升华变幻无穷。”内联升千层底布鞋也颇受国际友人喜爱，当年南斯拉夫、越南、柬埔寨、罗马尼亚等十余国使节或代表也是内联升的客户；美国第一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在离任回国后，还致函内联升定做千层底布鞋。

内联升在国家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实行了公私合营，重建厂房店铺，职工增至200余人，除制作千层底鞋，还生产男女皮鞋，以新模式经营发展。至此，由武清人艰难创办并驰名京城百年的内联升朝靴鞋店成为历史。

值得欣慰的是，武清人赵廷、赵云书和赵佩杉艰难创立的内联升，已被授予国家级《中华老字号》和《中国布鞋第一家》称号，其手工制鞋工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内联升仍坐落于北京大栅栏原址，注册商标“内联升”仍为当年郭沫若手书。企业继承内联升千层底布鞋传统工艺，为国内最大手工制作布鞋企业。营业楼全仿清代建筑风格，黄瓦红柱，描金绘彩，古色古香。2008年奥运会期间，内联升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被定为国内外旅游观光特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