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时装摄影历程开始于一个巧合，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春风感召下，新来的副书记带领青年职工，把本厂生产的卡其布和灯芯绒等面料制成衣衫，在门市部零售。为了达到衣衫的着装效果，书记对我说：“你那么好的莱卡相机只拍春游太屈才了，拍服装吧！”于是，我在车间里找漂亮上镜的女工，穿着本厂的服装，摄制成大彩照，挂在门市部后，销售额直线上升……也由此，公司与局里人尽皆知有一位能拍彩照的人了。

不久以后，1979年公司派我去筹建上海纺织系统电化教育室，负责摄影与录像等规划及培训工作。一年后，局里接到北京通知，要推广上海55万名纺织女工计划生育成功经验，由我任《计划生育画册》主摄影师。为了保证画册的拍摄质量，确保色彩的还原正确，我省吃俭用，自费购买正片和测光表等器材。当时的陈慕华副总理来沪听取上海纺织的经验汇报时，对画册大加称赞。那一夜我难以入眠，我觉得自己应该从“人物摄影”、“产品摄影”提升档次。第二天我就去福州路外文书店翻阅服装生活时尚类期刊，其画页的精美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后来，纺织的春天来了。我在学染整专业时，是棉花进来花布出厂，而现在是花布进来连衣裙出厂，产品的附加值大幅提升。同时，我的摄影任务也越来越多了……

就在我进行《大百科·纺织卷》的拍摄工作的时候，又接到了新任务，就是参加上海纺织系统第一本对外宣传产品画册《上海针织》的摄制工作。当我看到外衣、运动服、氨纶游泳女装、涤盖棉两用衫这些琳琅满目的针织产品后高兴极了，于是立即请来舞蹈演员、歌星等着装试镜，并请STV（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穿着纺织新装拍封面，请沈小岑照了画册内页。这一切忙完以后，在审稿的过程中有位领导却说：“我们的封面不能登美女！”（请注意这是在1984年）。

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整个摄制组都傻眼了。焦头烂额之际，我突然想到了三破跳高世界纪录的朱建华，他穿运动服肯定没问题！于是我们就带着上海针织廿厂与纺科院最新研制生产的涤盖棉运动服找到了朱建华，试穿之后，我们发现非常好，于是我迅速按动相机快门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瞬间。正当我们拍得起劲，突然过来了两个人，大声喊道：“朱建华是国宝！不可以拍照，底片交出来！”朱建华本人并没有理会他们，而是抓上我的手就从其他门跑出去了……后来胶片冲洗出来效果极佳，我兴奋之余也对当时的拍摄心有余悸。

后来领导又指示，要启用相貌较好的基层厂女工，她们大多是“新长征突击手”和“优秀共青团员”。尽管在镜头前肢体语言有些僵硬，但她们确实心灵手巧，而且把拍摄画册当作神圣的政治任务和生产高质量的纺织品工作，因此为了准确地表达服饰轮廓造型特征，她们一丝不苟，反复多次地排练，在每一次拍摄中都尽可能地创造美的造型。当画册完成，里面每一幅精美的图片都饱含着汗水、疲惫、创意，当然更有快乐和喜悦。

在这一连串繁忙的拍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十分幸运地在“首届全国彩色反转片艺术大赛”的专业赛中获得了第一名。一下子我的每幅反转片作品都能卖出二百元人民币以上的价格，而且各出版社和杂志也纷纷找我约稿。伴随着这些成绩，我的物质生活也迅速改善，于是我自己添加了新的拍摄设备，并且租了百余平方米的房屋作为摄影室。在局领导的支持下，我筹建了上海市纺织摄影协会。作为协会的创始人，我旨在立足本职工作，积极为纺织工业与服装摄影夯实基础，并进行普及与提高。从80年代中期起，我还带队前往江苏常州、山西太原、广州等地，同兄弟省市的纺织摄影工作者交流技艺、放映幻灯、开办讲座；同时，山西太原、河南郑州、南京等地的纺织宣传干部和摄影工作者也来沪同我们研讨纺织工业题材摄影语言的表达等问题，并且全纺的工作者都盛赞我们沪纺是“立足本职，积极创作”的优秀代表。

借着这些机会，我先后组织与主持了《理想与本职》、《纺织一日》摄影创作活动，展示了改革年代上海纺织作为“全纺半壁江山”的风采。十七家主流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均报道了《纺织一日》，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真的比自己得奖还要高兴。

自80年代中后期起，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著名设计师带来了服饰的新理念。而随着我国模特彭莉、设计师陈珊华在国际上获了奖，全国省市级模特大赛和1989年在广州的首届全国时装模特表演大赛，一时间各地拍摄服装的摄影室和模特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然而量的增大并没有带来质的变化，那一年我在北京遇到了《时装》杂志的夏大统和《中国服装》的张亚健，我们一起谈到了老外称“北京（中国）没有时装摄影师”、“北京的服装图片是低端产品”的论调，都感到了我们急需提高服装摄影的技术技巧。于是张亚健出面向领导表达了我们的意向，即由《中国服装》杂志出面举办“首届全国时装摄影艺术大赛”。得到领导首肯后，我就连夜起草了“征稿通知和奖励办法”，翻开了我国服装摄影的新一页。而随后本次比赛在北京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成功举办颁奖典礼，也正式确立了其社会认可度。

无巧不成书，《上海画报》邀我为《未来摄影家丛书》撰写“时装摄影”的小册子，我欣然应允。待到小册子面试，我先后收到了出版社转送过来的读者来信，信中的内容让我倍增了投身此业的信心。

所谓“好事逢双”，继《上海画报》出版了我撰写的小册子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也来邀我撰写《时装摄影》一书。在书中，我从时装与时装摄影、器材配备、拍摄技巧、摄影室与模特、照片的分类与保存等诸多方面，详细地阐述了此领域的技术应用。该书面试后，出版社告诉我很快就销售一空，并且有服装院校选用为教材。

1994年春夏之交，从北京友人那里得知《中国服饰报》将创刊试行，是彩色版的报纸，并且第一时间向我约稿。正巧当时马艳丽前来要拍形象卡的照片。我当即拍摄后发往北京，随即便接到报社来电说：“太棒了！做封面！”由此，我便同《中国服饰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之后，我拍摄的上海时尚活动的各类图片频频在报上登载，而北京、南京、天津等地的设计师与模特儿也纷纷来找我拍摄宣传照，《ELLE》、《VOGUE》也先后用上了我拍摄的时装片。

旅美画家陈逸飞的归来，给中国时尚圈带来了新的活力。逸飞曾先后和我商讨过合作办时装摄影艺术中心以及《流行色》杂志做大色彩应用办刊等事情，但最终都因我向上汇报没有得到审批而搁浅。逸飞对我说：“认得你二十多年了，你就是胆子太小不敢自己开公司做事。既然这样，你就上讲台去吧，到大专院校讲授时装摄影技法。”于是，我又多了一种发展时装摄影的机会。同时，逸飞在同《新周刊》等杂志合作过程中，把时尚类图片的拍摄工作都包揽给了我。

按着逸飞给我说的那一席话，我在坚持拍摄的同时，也在上海、浙江、江苏等院校授课，其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的讲座“时装摄影的创意与服装美学的关系”颇受欢迎。在和同学们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我的心态也逐渐变得年轻，而且和同学们一起把握时尚的脉搏，领悟新的感动，更重要的是，我和同学们之间建立了真挚可贵的情谊。

跨入新世纪，应《中国摄影报》之约，我谈了“我国时装摄影的发展和现状”问题。之后在《中国服装》又谈了“‘时装摄影’与‘时尚摄影’”的课题。而最近我正在着手参与编写时装摄影教材的工作。

读图时代的今天，时装摄影已经由技术展示走向艺术追求，由单纯的依赖自然光源趋向综合运用小国光；冷面静态、生活化、幽默性等表现手法多样，加上后期数字制作、风格可谓异彩纷呈，这些都赋予了作品以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生命力。当我整理1979年起至今拍下来的习作时，幅幅照片都让我感慨万千。这由小见大的服装故事，这充满魅力的工作，见证着时代的变迁，映衬着真情实感。

如今我到兄弟省市旅游的时候，会经常和纺织服装界的老朋友们会面，而他们在向其他人介绍我的时候，都说我是“只要拍照不要做官的人”，而我则认为自己是“一位纺织人，一位按快门的老人”。如此亦乐也。（本文作者系著名时装摄影家、国家一级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