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福建、珠三角逐渐爆出制造业工人“用工荒”，至2005年开始蔓延到长三角地区，现在这已逐渐扩大了到全国。

劳动保障部门的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以前，珠三角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12年仅涨了68元，相当于“原地踏步”。近3年，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则呈现“三级跳”，平均每年增长100多元，有的省份涨幅接近2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对全国17省区做了抽样调查，调查显示，2004年~2006年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增幅分别达2.8%、6.5%和11.5%，增速逐年加快。一些专家甚至预测，“未来3~5年内，中国劳动力成本可能上升30%~50%。”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受打击最大的是大量中小型加工贸易型企业。各类加工贸易型企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人民币升值、政策变化、美国经济衰退，最重要的是，用人成本的升高已导致许多企业“几乎无利可图”……

“未来两年，珠三角8万加工贸易型港企都将面临生死攸关的抉择。”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主任梁百忍如此预言。

事实上，就业问题已成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据悉，以现在的经济高速年增长率10%来计，国内每年只能提供约1100万个新职位，但每年急需就业者超过2400万人。

一方面是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扬，一方面就业问题仍然严重，这一矛盾的现象表明当前国内的劳动力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

令人担忧的是，在新经济形势下，无论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力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假使这一状态难以得到根本扭转，中国制造还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作为一项竞争力吗？

“用工荒”席卷而来？

2008年春节前后，沿海工业区珠三角出现严重的“用工荒”，为了留住熟练的工人，一些企业突发奇招，“被迫”以“为工人购买保险”作为留人的用工条件。

作为国内吸收外来务工人员最大的省份之一，如今广州省许多企业都把保险作为一项员工福利，避免因长三角崛起以及西部大开发分流而造成的员工流失。2007年，普遍上涨的物价，《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等新法的实施，直接导致招工企业的用人成本，“加薪”已不再是国家公务员的专利。

对于生产加工类企业来说，大部分员工都是一线生产工人，他们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用工荒”的来临，令许多中小型企业疲于应付，甚至陷入“生产停顿”状态。

实际上，“用工荒”对于众多的企业主来说并不陌生。2000年以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近两年不断攀升的物价指数，“用工荒”也随之变成了耳熟能详的事，最严重的“用工荒”爆发于2004年。

2004年，同样是在珠三角地区，大面积、高频率的“用工荒”席卷了各中小型企业。据说当时，一些加贸企业开工严重不足，对于国外的订单仅能完成1/3，当年珠三角地区外来工缺口达百万人。其直接结果是，劳动密集型的珠三角企业竞争力大幅下降，

当时有专家指出，“用工荒”的来临固然与打工环境的大环境相关，比如欠薪，但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已成为用工制度转型的一个信号 2007年3月，就在《就业促进法》开足马力步入制订阶段时，国内许多城市忽然集中闹起了“用工荒”……据了解，制造行业工人短缺的情况在2003年、2004年出现于福建、珠三角等地，至2005年开始蔓延到长三角地区，现在这逐渐扩大了到全国。

事实上，就业问题已成困扰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据悉，以现在的经济高速年增长率10%来计，国内每年只能提供约1100万个新职位，但每年急需就业者超过2400万人，即一半多人无法就业。那么，为何“用工荒”又会频频席卷而来？

中国制造还能“劳动力低廉”吗？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一直以“物美价廉”享誉世界。如今，这种胜景将不复存在，因为物美价廉的背后是“低人力成本”的强有力支撑。

据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华信惠悦全球公司2007年下半年发表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亚洲的11个经济体中，企业普遍面临着如何吸引和留住员工的问题。相对于越南、日本等国家，中国工厂工人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据悉，13年来，华信惠悦此次调查范围涉及全球23个国家，其中在亚太地区收回调查问卷样本6500余份。

“在中国，雇主在吸引和留住那些能帮助公司发展的员工方面遇到的困难更大。”华信惠悦战略奖励项目部门主任塞根认为，中国如今已面临用工短缺的问题。

“中国制造业面临严重的工人短缺，全国大概短缺500万~600万工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创始人刘开明做了大量调研后认为，中国制造业的主流工人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但现在富裕地区的农村人再也不远进城务工。

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中国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约8000万人，其中有6000万人为农民工。其中，一半以上的工人是1980后出生的，他们大都是独生子女，这部分人群具有很高的流动性，他们在选择企业时更看重的是工资的高低与否。

据了解，从2007年9月1日起，劳动力最为密集的东莞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从574元/月提高到了690元/月，从2008年4月1日起，最低工资标准将提高到770元/月；在广州，2007年企业月薪一般为1100～2000元，而900元以下的企业占7%，纺织、制鞋等企业的平均薪酬仅有960元，2008年开年，企业给出的入职薪酬平均为1160元/月……

“工人每100元工资中，就有30元是新增的成本。”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福建某玩具加工企业老板抱怨说，工厂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了。类似的中小型企业很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逐步上升直接导致招工的困难和人才的流失，许多企业不得不面临丢失订单的局面，或是干脆做出取消订单的决定。

据此，有业内专家指出，国内依靠人工低成本的发展模式正走向尽头，企业如何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寻求平衡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

早前，中国工厂便被外界称为“汗水工厂”，“中国每生产1亿双袜子，只够换一架战斗机……”也许，如今中国制造所面临的远不止利润低廉这一问题，日益攀升的成本成了众多企业最大的困扰。

研究分析人士长期跟踪调研珠三角企业后发现，原材料上涨等综合成本在2007年至少增加了17%，珠三角许多企业因此入不敷出。据皮革鞋业协会秘书长黄春明估计，2007年制鞋企业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了30%，另据中国最大的女鞋出口制造商华坚集团总裁、亚洲鞋业协会主席张华荣介绍，2007年华坚集团将订单价格上调了3%，利润却下降了5%。作为中国最大的制鞋基地，珠三角的利润业已大幅下降。2008年3月，据广州海关统计，2008年１~２月，广东出口鞋4.9亿双，比去年同期下降27.5％，价值15.9亿美元，下降0.6％，出口均价为3.2美元／双，上涨37％，呈现量减价扬的态势。2008年，珠三角劳动密集型的制鞋企业利润空间遭到严重挤压，不少企业被淘汰——1~2月，该地区减少了1855家制鞋企业，参与出口的鞋企仅剩1512家……

客观而言，珠三角诸多企业所面临的成本问题与宏观调控、人民币升值、美国经济衰退等有关，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令业界人士担忧的是，珠三角的“用工荒”如今已成为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常见现象；并且，在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高新产业，同样面临着技术人才的匮乏。据深圳科信局统计的消息称，深圳的物价特别是房价上涨迅猛，企业的研发支出和个人生存成本迅速上升，对人才的吸引力严重下降。另据一项调查指出，“不仅过去一直存在的高素质领军人才十分匮乏，就连中级技术人才都严重不足。存量留不住，增量进不来，缺乏技术人才已经成为困扰高新技术企业技术研发的重要障碍。”

在新经济形势下，无论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力匮乏已是不争的事实。假使这一状态难以得到根本扭转，中国制造还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作为一项竞争力吗？

人力之危——劳动力结构曲线会改变吗？

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曾以“大学生找工作难在哪里”为主题做了一项网络调查，共有7471个人投票：认为社会岗位少的占21.6%，认为过于看重大城市的占24.88%，认为所学的知识不能满足需求的占39.6%。显然，目前的学历教育尚不能充分满足社会需求。

2001年、2005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曾分别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和西安5个城市进行“劳动力调查”，调查显示，4间5个城市平均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提高了32.2%，而城市劳动小时工资提高了19.6%。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末以后，大多数行业平均工资水平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是因为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缺失的缘故，还是劳动力结构正处于拐点？

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按照老龄化评判标准，我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另据人口学家预测，65岁以上老年人口2010年为1.12亿，2040年达到3.12亿后仍将继续上升——这将使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然而，也有专家预测，即使到了210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数仍然超过8亿，“今后100年内我国人口老龄化不会产生西方国家所出现的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而在于我国劳动力质量难以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有关专家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其典型特征，“劳动力短缺是短期现象，中国经济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会受到削弱乃至消失。” 事实上，人力成本的攀升的确真实地反映出劳动力短缺的现状，但从积极的方面而言，这不单不会削减企业的竞争力，还能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提高长期的竞争力以及竞争力的持续性。据有关专家分析，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一直维持着上升的曲线，之所以近两年一些企业对劳动力价格上涨感觉明显，恰恰是因为上涨速度较快的群体相对集中在一些低端重体力劳动者、集中在农民工群体，而过去这部分劳动力价格增长缓慢，用人单位也习惯性地对他们给予低工资并享受了多年的低工资成本。

“面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企业需要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提高生产效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劳动力市场监测项目负责人翟燕立分析认为，当前结构性矛盾产生是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平均水平大幅提升，“当前社会从总体上仍然看重学历、忽视技能，这一观念制约了用人制度。”

总体而言，薪资上涨压力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而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存度高达60%以上，主要出口产品都是由纺织、服装、机电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完成的，一旦在这些行业中出现佣工短缺，势必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减弱。长期看来，中国低附加值的出口型企业的确面临不利的行业生存环境。但许多学者调查发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使近年来薪资水平上涨的内在推动，此类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企业具有产品定价权，它们具有较强的实力以高薪和优越的待遇吸引人才。未来几年，技术性工人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这一群体也将获得较高的薪资和待遇。

“总体上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仍然占优势，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会继续保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持认为，价格上升将扭转我国劳动力价格长期不高、劳动分配占GDP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劳动力价格上升将挤压低层次企业的生存空间，为提升产业层次、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机遇和可能。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中国众多的民营企业已从低成本吸纳劳动力转向高成本吸纳劳动力，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下，这一过程将不断持续下去。对于这一结构性人才短缺，应该如何化解？

翟燕立认为，从长远考虑，需要完善多种制度。首先，企业应改善用工条件，规范管理，吸引和留住人才。从战略上改变，努力提高自身的高附加值，从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其次，对员工加强培训，积极推行实用技术方面的培训；企业还应加强制度创新的研究，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放心地走出来，增加劳动力供给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