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为1966年生于武汉1982年省建机厂做磨床工人1992年辞职做服装生意2001年在石家庄接触纳米布料2002年在汉与人合伙成立外贸公司2003年合伙人退股，开始做拖把生意在边为公司附近的茶馆见到她时，一身职业套装为她的美丽增添了几分知性。一眼看上去，记者很难把她与一个年已四十，且已在商海拼搏十余年的形象联系起来。“8岁时母亲病逝，少时带着弟弟、妹妹生活，尝尽生活百味；16岁就进厂做了一名技术工人，担起养家重任；26岁‘下海’经商，不想却遭婚变；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四处奔波，直到三年前做起拖把生意，生活才逐步稳定下来。”曲折的经历被边为用温和的语调缓缓道来，其中更增添了一份辛酸与坚强。如今，小小的拖把，倾注了她所有的财富梦想。年幼丧母，16岁工作养家1966年，我出生在武汉，父母都在省建机厂上班。父亲算是个干部，母亲则是厂学校的老师。我排行老大，家里还有弟弟、妹妹。以父母的工作来说，我家的条件按说应该不错，可情况并不是这样。父母都是很孝顺的人，在他们的兄弟姐妹们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他们承担起了赡养两边4位老人的责任；再加上自家还有3个孩子要照顾，这使我家的生活非常清贫。记忆里，吃饭就咸菜的日子总是那么长。“虽说生活在城市里，但身为老大，我小时候并没有感受到多少幸福，尤其在我8岁以后。”边为停顿了一下，缓缓说：“那一年，我的母亲去世了。”在我印象里，母亲是个很敬业的人。每次出去家访，她都要到很晚才回来。但在我8岁那年，母亲却被诊断出是舌癌晚期，发现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她离去的那一年，我才8岁，最小的弟弟只有两岁。父亲一个人上班养家更辛苦了。因此，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就落在我的肩上。记得那时我常常为自己一个人洗不动被单而偷偷哭泣。为了早日挣钱养家，16岁那年，我虽考上了高中，但仍放弃了这个机会，而是选择到省建机厂做了一名磨床工人。进厂后，要先当三年学徒工，每个月只有18元的工资。18元，现在看起来很少，但在当时，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家贫，小时候，我常把別人送的一些旧衣服拿来，自己重新裁剪修改后再给家人穿，所以对服装裁剪很有心得。每次厂里举办服装裁剪比赛时，我都是第一名，而且还曾经在武汉电视台举办的比赛上得过业余组第一名。说到这里，边为笑了笑，“那应该是很开心的一段时间了！”初入商海经营服装遭挫16岁进厂后，我就认识了前夫。也许是因为从小缺少母爱吧，那时我特别想找一个依靠；再加上后来父亲又娶了后母，生活中少不了有一些磕磕碰碰的事情，在那个年龄里，我总想早点离开。20岁那年，我结婚了。结婚时，父亲四处借了100元钱给我作彩礼。我没有收。我知道，那些年父亲也很辛苦。看着父亲离开的背影，我哭得一塌糊涂。4年后，孩子出生了。在家休产假期间，我看到周围不少人“下海”经商，我也有些心动，想出去做点生意。但丈夫并不赞同。1992年，我26岁，终于决定随当时的潮流一起“下海”闯一下。因为对服装较了解，我就在中南地下商城做起了女装生意。生意并不是很好。后来，我又辗转到商场里做毛衣、服装的代理等，但一直起色不大。那时，很多服装都是从汉正街进货。我了解到汉正街的生意很不错，于是，1995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汉正街西端租了个门面，开始做童装生意。在经营上，我跟别的同行并不相同。别的店都卖一些中规中矩，市场认可度较高的童装，但我却是自己设计，根据自己的喜好设计版样，进布料、买辅料，自己裁剪、加工还开了家加工厂。而实践证明，我自己的想法出了问题。因为我这种前店后厂的经营方式开销很大：自己做服装，不仅得有门面，加工厂那边也要请6个人。再加上自己设计的样式太个性化，很多款式市场都接受不了；而卖得比较好的样式，则很快就被别的老板翻版，因此，生意并不好。“就在生意陷入僵局时，没想到我的家庭也有了问题。”边为感叹起来。“因为忙着做生意，我每天早出晚归。慢慢地，丈夫与我就有了隔阂，感情越来越淡。1997年，我们离婚了。”辗转河北，涉足纳米制品离婚后，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生意上。我决定改变以前的做法，把店搬到汉正街东头的童装大世界，转做批发生意，不再经营加工厂。4年做下来，生意还算不错。2001年，由于市场装修，我就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在河北石家庄办厂的堂兄看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很辛苦，又看我做过这么多年生意，就找我去帮忙。没什么牵挂的我就带着孩子去了河北。堂兄的工厂生产的是一种用纳米技术制成的超细复合纤维面料产品，这种面料的吸水性很强，是普通棉的6到10倍；产品主要有面巾、毛巾、浴袍、擦车布、高档镜头布等，市场前景很不错，产品主要销往海外。但是这段生活并不长久。边为说，由于对北方的气候很不适应，再加上孩子转学后，因学制不同，功课跟不上，因此，不久她就带着孩子又回到了武汉。“不过，除了孩子，这次跟我一起回来的，还有一个财富梦想。”回到武汉后，我与两个朋友合伙，每人投资近5万元，成立了武汉众秭商贸有限公司，做堂兄厂家在汉的代理商。三个人中，我是法人代表，一个做财务，另一个朋友则以她本人的名字注册了“盖敏”商标。但合伙做生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两个朋友本身是做药品生意的，收入不错，所以花起钱来大手大脚。不到一年，公司的钱就被请客户吃饭、开拓市场之类的事情花得差不多了。而以我的名义从堂兄那里免费拿来的10多万元的货，却仍然积压在仓库里没卖出去。后来，两个合伙人要求退股。但当时公司里除了积压的货物，哪里还有钱呢？结果，她们两人就把货拿走了大半。最后一盘存，公司还差了十多万元。“幸好当时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帮我把账填平了。”边为感叹着说，为这事，她还被堂兄狠狠地责怪了一通。“不过，虽然吃了亏，但一个人做，就可以更专心地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现在做的拖把就是这样来的。”中年奋起，用纳米布料做拖把在堂兄厂里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厂里制作完成品后，总会留下很多3至5厘米宽的边角料，厂里最后都把它们当废品卖掉了。回到武汉后，我就想，这种布料的吸水性这么好，而且又不会霉烂、掉毛，如果把那些边角料拿来扎成拖把，应该很受欢迎。成立公司后，我曾向两个合伙人提出这个想法，但她们都认为卖拖把没多大赚头，这个想法也就搁置起来。到2003年，合伙人离开，只有我一人独自经营时，做拖把的念头又渐渐浮了上来。我到汉正街批发拖把的地方考察市场，这才发现，拖把虽小，但销量非常大，不少老板就是靠这小小的拖把发了大财。做拖把生意的想法就此生根。回去后，我开始学着自己扎拖把，但扎来扎去，总也扎不好，很容易散。于是，我开始寻访专业人士，并把当时市场上的此类产品全部买回家仔细研究。后来，我在众多拖把中选了一家做工最精细的厂家，按照上面的地址找上门去。那个厂家在白沙洲，师傅是咸宁人，很朴实。出于竞争的考虑，那位师傅起初并不同意教我。我和老公就想了许多办法，隔三差五就登门拜访他，最后这位师傅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感动。我们请他做厂长，又给了他10％的股份，每年再分给他25％的纯利。有了最好的材料和技术人员，当然还得有好的包装。我们开始重新设计，让拖把更符合消费者的需求。我们用布条在拖把的杆子上缠成一道道美丽的花形，又把拖把的头包上布条，以防划伤地板；由于布料的吸水性较强，如用铁丝扎很可能会烂，于是我们就采用胺纶穿线，用机器扎拖把，使它既美观顺手，又牢固耐用。“第一把成品拖把做出来后，我觉得那就像是一件工艺品，心里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感。”边为开心地笑着说，“加上堂兄厂里的材料是专利产品，边角料全部运到我这里来后，我这个拖把在全国也是唯一的。”拖把做好后，就得考虑如何打开市场了。由于材料比较贵，一吨要上万元，再加上工艺相对比较复杂，所以我的拖把价格就比普通拖把要高一些，最便宜的也要卖15元。因此，我们在找一些日杂店代销时，很多老板不接受。但一些顾客用过之后就发现，这种拖把不仅吸水性很好，而且拖得特别干净，连头发丝都能带走，就带着朋友找老板买，这时很多老板才回过头又找我们进货。记得那时，家里还没有车，我每天提着拖把，乘公汽到武汉三镇，到处找日杂店老板推销拖把。渐渐地，随着产品逐渐得到顾客认可，代销点也由最初的几家，扩展到现在的三百多家。如今，不少大超市也开始接纳我们的产品。“当初偶然的一个想法，没想到市场反响这么好。”边为说，现在他们又开发出了塑钢杆、不锈钢杆、平拖等一系列“盖敏”牌拖把产品。如今，边为的公司正迅速壮大。她说，她正计划聘请专业的销售队伍，来为系列产品开辟新的市场。“在逐步占领武汉市场后，再向省外扩展，直至销往海外。”小小的拖把上正承载着边为巨大的财富梦想，“我想一定会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