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温州制造业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在寒冬中，有些企业在苦练内功，有些企业在寻求转型后的新生。而正是严寒的提前到来，促使温州制造走向新的发展模式。

六年来，温州的冬天首次不缺电。

进入12月份以来，温州电网日最大用电负荷一直保持在340万千瓦左右，比去年同期略低。《小康•财智》记者在赶赴温州实地采访中，从温州电力局电力调度中心了解到，除去天暖的因素，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近期温州市部分工业企业生产马力不足，导致社会用电量增速放缓。

“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往年到这个时节，各个企业最头疼的就是拉闸限电。”一位温州的企业老板如是说。

下半年以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全面爆发，温州外向型公司及海外温商的贸易公司深受影响。据《小康•财智》记者了解，在温州，一些外贸、外销企业订单下降最多达到了50％，客户爽约率也上升近10％。有调查显示，温州中小企业有8.1％停产或倒闭，开源节流、共度寒冬成为企业间最主流的话语。

温州制造遭遇寒流

在原材料价格急剧波动、人民币升值、金融危机等多重困难背景下，温州制造业正在提前遭遇到寒冬的气流。

《小康•财智》记者获取到的一份资料显示，据温州市鹿城区鞋业行业协会反映，该区283家会员企业中处于停产、半停产的有47家，倒闭的有26家，合计占企业总数的25.8％。

而相比打火机、眼镜制造行业，鞋帽、制造服装业似乎日子还不算最难过。据了解，在此次温州制造业全线受阻中，过去有着相当名气的温州打火机、眼镜制造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江西温州商会会长、浙江焦点烟具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武告诉《小康•财智》记者，“整个行业很惨淡，过去温州的1000多家企业，现在剩的不过100多家，而真正能生产的只有几十家了。”

浙江省人大代表、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今年的圣诞节期间温州会比较清淡。而往年这个季节，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广交会就是个例子。今年温州制造业的摊位订单普遍下降30％至40％，有些甚至下降70％,乃至颗粒无收。”

仅仅在上半年，温州全市亏损企业数和企业亏损额同比分别增长32.6％和59.5％，其中外贸出口企业亏损额增长115.5％。根据温州市政府官方的抽样调查，7月份全市中小企业停工、半停工和倒闭企业达到8.1％，比4月份上升了1.8个百分点。周德文认为，就目前看，这样的企业已在增多，情况更加严峻。

在温州市瓯海区的一个中型制鞋企业，去年这个时节，有将近二十多家小企业在为其拼命加班加点赶工，但在今年，仅有四家企业还在为其代加工。

而大量工厂的停工，直接导致工人的提前放假。在温州火车站，到江西、四川等内地的火车票已经不再好订。让周德文最担忧的是，在温州，有将近300万的外来务工者，有些已经拖家带口，夫妻在此做工，孩子在此上学，常年在这里生活，很少回老家过春节。而工厂停工直接影响的是这些人的生计。

在今年10月初合肥召开的全国温州商会年会上，温州市市长赵一德坦言，去年年底，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以来，温州经济发展受到了非常严峻的挑战。GDP增幅9.3％，比去年同期降了5.2个百分点。从目前情况看，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全省平均水平是11.5％，全国的增长是10.4％。这个数字目前是全浙江省最低水平。

赵一德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称，温州市经济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既是国际国内环境作用的结果，也是温州经济原有粗放式发展方式在新的环境下的必然反映。“从总体上说，温州现在已经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阵痛期和机遇期。”

赵一德认为，所谓“关键期”，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使温州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在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上取得突破，温州的优势就会彻底丧失。“温州过去历史所形成的体制优势正在丧失，因为全国都有这个优势。因此，温州的产业结构已处在了非调整不可，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

所谓“阵痛期”，赵一德称，就是温州经济运行长期积累的素质性和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产业结构“层次低、布局弱、竞争力散”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长期消耗资源、能源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企业主要依靠低成本、低价格、低附加值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这使我们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面临‘四个双重压力’的挑战：一是能源资源短缺和需求加大的双重压力；二是经济下行和通货膨胀上升的双重压力；三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双重压力；四是保持经济平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 赵一德说。

赵一德告诉《小康•财智》记者，所谓“机遇期”，就是要在大家都困难，大家都短缺的情况下，抓机会迎头赶上。“过去很多企业对转型、升级没有积极性，没有紧迫感，因为在过去，日子天天过，天天还有进步。但今天是到了必须要放弃原有的增长方式，走节约、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时候了。”

“过去我们也经常讲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但往往收效不大。因为企业在宽松的环境下，继续走粗放经营的老路还过得很不错。那么，调与不调、转与不转，在多大程度上调、在多深层次上转，不会对企业生死存亡构成影响。”赵一德说，“但现在不同了，国际市场变化、国内政策调整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方面的压力，从来没有这么密集、这么强烈。”

赵一德认为，宏观环境趋紧，要素制约加剧，企业成本上升，会对温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种“倒逼”。“逼迫我们痛下决心、苦练内功，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凤凰涅、浴火重生的勇气，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企业应对之策

在寒冬到来之前，在企业转型上，温州服装制造业的知名企业庄吉集团显然走到了前头。除了传统的服装制造业之外，庄吉开始涉足造船业。

庄吉集团总裁吴邦东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说，庄吉的服装主业方面，70％是自主品牌，30％是外销。从今年下半年的情况来看，出口影响很大。主要是美国和英国市场，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有些客户甚至都取消了50％的订单。相比，国内的影响要小一些。

针对这些影响，庄吉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在国内方面拓展自己的终端市场，构建自己的销售网络。用扩大销售规模，来弥补市场消极带来的损失；在出口方面，加强技术改造，产品品质的提升，用高附加的产品来弥补量带来的损失。”吴邦东说，这些措施将是今年到明年所采取的一个针对市场的调整。

吴邦东认为，这个时候，是练内功，搞技术改造最好的时机。“活不像前几年那么忙了，这个时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技术改造和产业提升方面。这样的话，等下一个经济复苏期的时候，就可以比别人提前一步。”

就庄吉去年以来投入的比较大的造船业而言，吴邦东称，庄吉的造船跳出了过去农民滩涂造船的落后格局，采取现代化的模块化造船生产模式。虽然，目前，这个行业受全球经济萎缩的影响比较大。但低潮和高潮在经济活动当中都是自然规律，这就需要现实的面对。

吴邦东乐观地说，在低谷的时候，就要练好内功。比如说，现在这个时期是招揽人才的最佳时期，可以配备更好的技术力量，来为下一轮经济发展做好储备；由于成本相对比较低，也是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机。“所谓危机，就是如何克服危险，迎来机会，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吴邦东认为，就现阶段温州的民营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而言，这个时候最关键要做的事情是如何把握好自己公司的日常运营以及现金流。“现在很多企业倒闭并不是企业的生产能力、产品出问题，关键是现金流出问题。在经济危机的时候，管理好自己的现金流是第一。然后才能利用这个机会练内功。”

吴邦东称，对出口型的企业来讲，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冷的时候，应该来讲，最艰难的时候是在明年的第一季度、第二季度。“今年第四季度的订单还基本上是今年上半年的，就目前看明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需要生产的订单量上，差异和往年比是非常大的。因此，到那时很多企业会严重开工不足。”

吴邦东认为，这个时候，是企业整合的好时机。一些松散型的小企业，就面临洗牌。这个时候，小企业就需要反思，整合到有市场、有技术、有实力的大企业之中来。

一些制鞋企业的工人打算购票提前回家过春节，而在奥康集团永嘉千石工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依然是忙的热火朝天。虽然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前三个季度奥康销售额同比增长仍在30％以上。“今年的12月份比去年还忙，目前排的单子做到年底都做不完。” 奥康鞋业制造公司总经理樊曼如说。

“当金融风暴来临，温州以及沿海地区的传统制造业普遍进入寒冬的时候，奥康已经提前未雨绸缪。”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说，除了实现了产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之外，奥康已经提前进行产业转移，把企业的部分生产基地搬迁到制造业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这样不仅避免了恶性竞争，拓展了市场空间，更主要是降低了工业成本，增强了产品的竞争优势。

早在2003年，奥康集团就开始与重庆璧山县合作，投资了10亿元，在当地征地2600多亩，建设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

面对今年异常严峻的外部环境，奥康的策略还不仅于此。“在保证全国近3000家专卖连锁店单店利润的情况下，奥康还要大规模进驻商城，实现两条腿走路。”王振滔说，“商场的形式有两种，一个是全国各地的大卖场；另一个就是虚拟网络商城。”

10月20日，由奥康承办的对话温州•民族品牌与中国百货业高峰论坛在温州如期举行。正是在此次论坛上，奥康与北京西单商城、大连商城、武汉中百等全国各地的百货业巨头达成了战略联盟。

今年8月，奥康网络商城也已正式开业。“现在每月以成倍的速度在增长，估计一年销售额将在400万左右，这相当于一个效益非常好的专卖店一年的销售。由于降低了渠道成本，其利润至少是实体店的3倍以上。”奥康集团网络销售部负责人卢忠阳说。

樊曼如告诉记者，在目前的情况下，内部成本控制也显得尤其重要。今年2月份，樊曼如开始在自己打理的奥康鞋业制造公司成立了“成本处”——这样一个新设机构的功能就是，对企业员工进行成本控制技巧的培训，千方百计控制生产成本，降低不必要的损耗。

“成本处建立以后，一个显见的例子就是刷胶用量从原先的每双鞋30克，下降到现在的20克至25克左右，节省幅度超过20％。” 樊曼如说，虽然这么几克胶省不了多少钱，但是像这样的生产标准制定了不少，积少成多就不再是一个小数目了。按照她的估算，经过标准化生产，一双鞋平均可节省成本1％左右，一年下来可以省下300万元。

奥康集团销售部总经理徐旭亮认为，奥康的成功主要靠模式。十年里，就研发和终端管理上，奥康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十年前我们就在建立自己的连锁专卖店，而那个时候最赚钱的是批发。”

优秀的企业必须是要预见未来的。同样成功的例子还体现在一样是制鞋产业的红蜻蜓集团的身上。

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在采访中告诉《小康•财智》记者，红蜻蜓集团每年用于研发、技术开发近4000万元。“2005年开始，甚至在有些股东不是很理解的情况下，红蜻蜓集团还是坚持用三年时间建立了自己的分销系统。”目前，红蜻蜓在全国的专卖店已经达到4000家。今年还将新开500家集成店。这些已经远远走在了其他企业的前头。

“在技术创新上，红蜻蜓在生产中引进了无毒胶水。此外，还与比利时一家大企业合作开发运动型皮鞋等产品。” 红蜻蜓集团总裁助理罗志刚说。

罗志刚认为，在危机之下，这次的行业洗牌将是彻底的。在过去，一些小的制鞋企业主要靠出口退税，为了生存，整个行业甚至可以开发出几万个款式，最后甚至于两三元钱一斤这样的论斤卖，严重的消耗、浪费资源。

徐旭亮称，目前还不是最冷的。到最“冷”的时候，就鞋服制造业来讲，应该是剩下的品牌不多，但都很强大；各个品牌也将形成全国乃至区域的格局和势力范围。“一些中小企业要躲过寒冬，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强研发，帮大企业代加工；再就是争取做一个区域的强势品牌，哪怕是一个城市、一条街上的强势品牌。”

“好的企业搞兼并也将是一个机会。这就需要小企业把自己的特色做出来，成为大企业、大品牌的补充。”罗志刚说。

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时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危”与“机”共存。

吴志泽认为，今年很多行业都遇到了困难，要有信心积极从容应对。“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消费国，潜藏着巨大的商机。每年八百多亿服装内需消费，今年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着力于农村人口增收和提高生产力，未来有7亿多农民的中国农村市场消费力将是非常惊人。” 吴志泽说。

吴志泽告诉记者，行业洗牌加剧已是不争事实。中国服装行业利润向大企业集中，国内商业资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集中。服装行业洗牌加剧，这其中资本运作功不可没，资本化运作所带来的马太效应也开始集中显现。“低、小、散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整个竞争格局将会改变，未来3至5年，将会出现百亿型企业，大集团运作10、20个品牌的趋势也将成为常态。”

目前“报喜鸟”在香格里拉酒店已经开三十几家高级定制所，在大众商务楼也开始大众定制业务。同时，还要对社会形态、消费市场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在如何转型提升方面，吴志泽认为，以前温州是成本优势，现在应该向技术优势和科技创新要效益。“行业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形势是变化莫测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同行要增强信心，以不变应万变，把企业做细、做精、做强，这才最重要。”

新温州模式破局

“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贷款吃饭。”这是在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期，温州曾经流行的一段顺口溜。

周德文告诉记者，由于土地、资源和国家投资少，温州的经济一度极其落后，而平阳、文成与洞头这几个县尤甚。“从1949年到1980年，三十年间，国家在温州的投资仅6.5个亿。”

由于公路、铁路的不发达，只能依靠海运，温州被人称之为“死”（当地水读做死）路一条。

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温州人凭借自己的智慧，依靠收废品、拾垃圾开始了自己最早的手工作坊。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温州家庭工厂、手工业的发展。温州诞生了在全国走南闯北的“十万供销员”队伍。

这其中不乏有南存辉、王振滔、吴邦东这些今天赫赫有名的企业家。似乎是为了纪念自己当年在东北难忘的促销员经历，庄吉集团总裁吴邦东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东北”。

正是这“十万供销员”组织生产、推销产品，在市场中经受了历练，也提前捕捉到了市场信息，带来了八十年代中期温州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这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

周德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温州模式的问题在发展中也逐渐凸现。比如低成本、低价格，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决策上的靠经验、拍脑袋。“在这种模式下，只能是靠量取胜。一度，温州制造的西服，批发价甚至利润只有5块钱。”

在周德文看来，在上述发展情况下，温州模式是必须要被一种新温州模式取代的。而新温州模式必须是产业结构的优化，从当年的十万供销员面对面的推销，变成建立自己的销售终端网络，走加盟店、电子商务的路子。温州的知名企业正泰集团甚至建立起了自己全国的2000多个销售终端。

温州仪器仪表协会副会长、天信仪表集团总裁范叔沙在采访中告诉《小康•财智》记者，该企业创办于1995年，依据过去的经验，天信仪表在成立伊始就下决心走一高两低（高新科技、低能耗、低污染）的路子。在企业发展中，不断搞研发，花大力气、资金从国外引进技术，与国外企业合作。

“与国外接轨就意味着要承担高风险搞研发，这条路确实不好走。但现在回头看，道路确实是走对了。” 范叔沙举了个例子，企业通过量力而行搞研发，生产出来的国际领先的超声波流量器主要用于西气东输工程，一台价格就在上百万。目前，该企业年销售额在1.6个亿左右。已发展成为该行业的龙头企业。

赵一德在接受《小康•财智》记者采访中认为，温州的所有企业将面临三种选择：一部分倒闭，一部分重组，还有一部分进入产业链，将温州的块状经济改变为产业集群优势。“今天碰到问题并非坏事，因为发展方式转变这道坎，谁都必须跨。只要我们抓住机遇主动调整结构，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就能赢得先机，赢得新一轮发展的主动权。”

“今年以来的这场危机也促使了温州企业真正能够狠下决心，加速走向新温州模式的发展道路。”周德文认为。

“在危机之下，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在新的发展模式下，过去温州中小企业所形成的蚂蚁经济将可以通过资源整合、社会化分工转变为产业集群；中小企业也可以主动要求被兼并，通过财产评估归到大的集团之中。整合成为大企业集团之后不但增强了抗风险能力，还能争取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周德文说。

在温州，这样的例子已经出现。温州当地9家制锁企业组建成为强强集团，成为实力雄厚的一个大的行业企业。在温州永嘉县，类似的合并联合，还出现在阀门企业上。

赵一德说，温州在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成功还将是依靠自己的企业家队伍与企业家资源。“城市之间的竞争也主要是企业家群体之间的竞争。”

赵一德认为，温州发展的一个有力条件就在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积蓄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从1978年到2007年，温州的GDP从13.2个亿发展到2157个亿。翻了六番。这将是温州下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

目前，温州推进创业、创新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正在展开，新型城市化、工业化有机统一进行。整合出来的1600平方公里的沿海产业带中，占40多平方公里专门用于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基地。

在这个产业带内，将主要发展造船、生物科技、创意产业以及机电一体化等产业。周德文认为，在温州这样一个缺少土地的地方，政府下大力气来做这件事已经说明政府要培养温州自己的新型产业结构的决心。

“用三到五年时间建设，十年左右，温州将可以重新迎来新一轮的辉煌。”周德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