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网传温州双屿正德利鞋业老板和美人鱼鞋业老板先后跳楼，禁不住发了条微博，写了四句话，大意是：转型不成即意味着死亡，是两位老板的悲哀，更是中国经济的悲哀；他们死于鞋业的国内外市场困扰，更死于信贷危机；中国制造沦落到靠炒钱和炒房来养，非中国之福；如何避免调控误伤，是学问，更是责任。

写这几句话的前后，温州这个以“温州模式”闻名天下的“中国制造”之都，跑路或跳楼的老板绝非这两个。从8月份以来就有如下案例：锦潮电器老板戴某失踪；耐当劳鞋材老板戴某潜逃；部落之神鞋业老板吴某失踪；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某失踪；家电老板郑某跑路被抓；新耐宝鞋业老板跑路；唐风制鞋老板黄某跑路；星际鞋业老板跑路等等，达数十起之多。媒体较关注的是信泰集团和奥米流体设备科技，信泰老板胡福林欠债20亿元逃亡，奥米趁送全体员工度假之际高层集体玩失踪。

名单，相信还会增加。从媒体和网络透露的消息看，这些选择极端行为的老板们，共同特征是遭遇到信贷危机，确切说是高利贷危机。在庞大的资金压力面前，他们被迫以极端行为面对，或自残或跑路。当这一个个生命从我们面前消失或藏匿后，高利贷成为舆论的一个重要指向，呼吁规范者有之，呼吁严打者亦有之。

笔者无意对这一高风险的民间商业行为大加讨伐，笔者以为他们只是这场危机的一个推手，这些老板们真正的“死因”是畸形的商业和经济环境。在全球经济链条中，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制造”长期处于最低端，赚取的不是下游的殖利，而是上游由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换来的红利。当外部市场因经济危机而萎缩和内部成本提升双重危机袭来时，生存就成为企业的第一要务。转型不成即意味着死亡。部分实力雄厚点的企业选择多元化炒楼炒钱炒地，实力不济的企业则选择信贷过日。

当银行信贷收紧，高利贷成为主要选项，更大的风险由此埋下。

这时的企业，进入的正是一个逻辑怪圈。不借则意味着关门，借则潜藏着风险。而传统的制造业微薄的利润，对化解风险助益不大。而大的经济环境是，炒地炒楼炒钱以及玩虚拟经济，赚取的利润又是制造业所远远难以企及。丢弃制造业者渐众，靠虚拟赚钱贴补制造业者渐众，坚守制造业则更显得孤立无援。其实，在市场经济的法则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当整个中国经济置于这样的境地时，就绝非福气了。

因老板跑路或跳楼等极端行为带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尚待评估。但可以做出的判断是，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制造”正面临困境。由于利润压缩产业转型不给力，再加上“炒”字的诱导，实体经济空心化趋势明显。历史上的多次经济危机告诉我们，虚拟经济只是实体经济的辅助和补充，而决不能代替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关乎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和竞争力持续。

鉴于此，在国家对经济整体调控时，既要围绕既定的经济目标（比如抑通胀保增长等）着力，更要从运行体制和机制上着手（比如破除金融垄断发展健康的民间金融），在不损害调控目标的前提下，避免调控误伤。这需要系统的战略决策和智慧，更需要增强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