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树斌说，当时做好乐买品牌时遭很多人投诉，因为办公室没有一件货，用户打电话过来，说想买一双鞋，好乐买通常的做法是就先把订单收下，然后再去找货。这也经常遭遇尴尬，比如说找货品，结果发觉没有货，只能说货品已经是最后一件，弄脏了，能不能换一双。
“当时最痛苦的就是这个阶段，就是我们自己没货，但是给顾客说了很多假话；但是顾客问你的时候，你也不能说没有货，所以当时我们的退货率是40%。”李树斌说，最惨的是，有的时候好乐买六次都拿不到鞋。
最近好乐买搞全城速递活动，李树斌也亲身做了一次快递，此次经历对于李树斌来说有点忆苦思甜的感觉。李树斌回忆说，创业的第一年，自己干了一年的快递员，家周围三、五公里的时候都是自己在送货，每天晚上下班时把货送到，然后把钱收回来。“如果我当年预料到毕业五、六年以后会送快递，当年可能会自杀的。”
李树斌说，当时好乐买最大的想法是用一天能拥有自己的库房，现在库房有几万平米，大概有100多万双鞋在里面。在他看来，创业并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失败几率是99%，中间有很多次差点就要放弃了，创业过程中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运气也特别重要。
谈到创业，李树斌很感谢一个人，那就是自己的搭档鲁明。李树斌称，自己和鲁明两个人分工，自己做电商部分，鲁明做传统商业部分，这个决定非常正确，就是找一个跟自己互补的合伙人，两个人相互配合、相互信任。“两个人双方沟通一次正好；每多一个人沟通都要多增加双倍，一个人的话有点孤单。”
李树斌告诫大学生，大学生里面一定要有赚钱的本事，如果没有赚钱的本事，思想一文不值，所以实践能力是第一位的，不管是写程序也好、设计也好还是会拍照也好；如果什么都不会，仅仅是有一些创意，可能连20块钱都不值。
以下是好乐买 CEO 李树斌口述：
李树斌：我自己创业是非常偶然的事，我小时候其实没有任何理想，我觉得人生真的是特别偶然的事情，我那时学习好坏跟我第一次考试很有关系；如果你第一次考试考第一名，第二次考试考第二名就会很不舒服。所以人生第一次到一个行业，第一次做一件事情时，会对后面的结果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我小时候还算是一帆风顺的，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挫折，我以前学习成绩也比较好，我家里条件也还可以，考试基本上也很理想。我那个时候都有这样一个概念，老师问你想当什么，有人想说当科学家，有人想当飞行员，我小时候也没什么理想，就觉得如果学习好的话，以后能考大学，大学完了以后能读硕士、博士，如果能出国的话就出国。
其实一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都是这样想的，到大学的时候我去定义我的人生规划，就是读一个好大学，大学毕业以后能读一个硕士，读完硕士之后能出国，去一个世界型的大公司，然后有一天衣锦还乡。
我申请出国的时候正好赶上“9·11”，那一年申请特别困难，我记得当时只给了一个半奖的学校，都说签证几乎不可能出去，我也没去签。当时已经确认拿到这个 offer，已经是大四那年的4月份了，我也没有找工作，也没有考研。恰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公司，就是我第一家参与的公司，那个公司是由三个28、9岁的年轻人创业，2002年初他们要做一个在网上卖数码产品的平台，他们要找一个帮他们写代码的人。我当时在大学里面就开始写代码，做了两年的 UI 设计师，在大二的时候帮人设计动画，那时候做一下午的动画，就能够赚1000块钱。
但是当时我是不会画画的，我就找了几万个素材，每个素材都看一遍，只要别人找我做动画，我就去想当时看的素材，哪些可以拿出来拼成他们要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做动画非常快，其实我都是抄的，但是我有办法让这些抄的不像是痕迹那么明显。但是后来他们不让我做了，因为当时做的一个动画其中有一帧是有版权的。我当时就是这么干的，可能跟腾讯的风格有点像，但这是一个很容易成功的办法。
当时我做了两年多的动画，我就感觉非常累；后来就开始学写程序，我学写程序不久，那几个创业的小伙子就捉到我了，我用了大概两个月时间给他们做了一套卖东西的程序，后来因为我毕业以后也找不到工作，就参与了他们那个创业性的公司，但是跟我以前的理想正好相反。第一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当时没有卡，发现金，这是很不正规的；我觉得那个厚度可能不只3000元，还多给我了3500块钱。但是我觉得当时3500块钱也可以了，在2002年的时候，每个月3500块钱过得还是挺舒服的。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还是蛮幸运的，去了一家很小的公司，参与了一个很小的项目，但是那个项目发展得非常好。后来到2003年的时候，这个公司已经发展到200多人了，销售额已经做到4个多亿，但是不挣钱；后来那个公司就被爱国者收购了，我去那个公司一直做到了2005年，后来我们公司出了一个小问题，扩张太快，成本没有控制好，当时那个老板就跟爱国者的老板，大老板与小老板之间发生了一些意见上的不一致，当时公司的创始人就离开了。
我当年是做技术工作的，但是我在广院学的不是技术，我的专业是媒体管理专业，跟技术不搭边，好多技术我都不懂，但是我还是这个公司的技术总监，我当时特别不敢跟人谈技术细节，我能够做一些前端、做一些设计，但我老觉得做技术应该是科学家那种感觉，于是我就跟人家说，我的水平太差，不做了。
于是我在2004年考研，我觉得英语不成问题，数学也蛮好的，专业课应该不成问题。我当时考完政治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能考到研究生，但我的政治只考了39分，没考上；2005年我又考了一次，在清华读研究生。当时爱国者的老板冯军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回来重新做你那家公司？我当然高兴了，高兴得不得了，我读了一年的研究生，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当时我们那个公司还有接近200人，销售额还可以，虽然在走下坡路，但是我觉得能有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就从清华退学了。
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他觉得应该是可以读完的，或者说有些更好的机会。我当时觉得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有人愿意出钱，有这么好的公司，这个公司自己又熟悉。然后我就给冯军写了一个特别长的商业计划书，说我回来以后应该怎么干，怎么扭转局面，怎么赚钱。我跟他聊了一晚上，从晚上9点聊到第二天早上6点。通过那次对话之后，给我很多启发，大家都是平等的，冯军25岁时不知道有没有我25岁时知道的东西多，通过这次对话对我的自信心影响蛮大。
所以后来我就回到了搜易得，做搜易得的总裁。我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觉得这个事干不成；我当时回去的时候特别有信心，我觉得我很强，我什么都能干，没有我不能干的，这个公司里面别人都可以开掉了。但是我回去以后，发现有80%的时间都在协调工作，每个人都会在背后找我说对方的坏话，我发现我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在协调工作，根本没有精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最后觉得，我的能力还是去做工程师，我的能力不是去管理上百人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