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旧案”突起波澜。在媒体关注的目光一度沉寂后，“知名跨国企业被曝血汗工厂”事件再次被刺出“脓血”。一名曾在耐克代工厂供职6年的高管深喉，将一份厚达数十页的报告放在了记者桌上，并向记者讲述了关于“血汗工厂”的真实故事，吐露其曾亲身经历的运作细节。

耐克制造中国潜规则。

5元人民币除以8美元，等于几？

分子小分母大，结果自然小。

但正是这些“小”数字的聚沙成塔，为耐克这样的知名运动品牌的利润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记者日前获悉，在2003~2007年间，耐克在中国内地的制造商被多次投诉大量非法使用外包劳工。

“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在耐克的缝制足球合同工厂中，大量地使用外包劳动力，以极低的价格完成生产。在江西、苏北、安徽等地，这样的现象存在多年。”Mike，耐克重要缝制足球合同工厂的前高管对记者如是说。

“一个市场售价8美元的耐克缝制足球，出厂价是7元人民币，外包的工人缝制一个则只能得到5元人民币。”在Mike供职的6年时间里，有5年左右时间在帮工厂“应付”耐克对工厂的审核，“只有一百来人、人均日产能力只有四五只的工厂，每个月的出货量达到12万只，耐克却一直没有发觉。”有意思的是，就是这家工厂，在耐克2008年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成为“优秀工厂”的典范。

耐克新闻发言人朱近倩表示，针对有关其代工工厂的投诉，耐克已邀请第三方机构介入调查。

现象：代工订单遭大量外包

“他们是耐克在中国内地手工缝制足球最重要和最大的承包商，他们基本承接了耐克在中国的所有手工缝制足球的加工生产，每月仅耐克手工缝制足球的出货量达20万到30万只。”Mike所指的“他们”，是上海万德体育用品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德)和上海百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百恩)。

上海万德旗下有两家加工厂，江西婺源万德制球有限公司和江苏淮安淮阴区徐溜镇万德球厂(分别简称江西万德和江苏万德，两厂均于2006年年底关闭)，上海百恩旗下则有江苏百恩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和安徽鑫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分别简称江苏百恩和安徽鑫晔)。

在Mike整理的长达数十页的报告中，历数了多年来耐克在中国内地这两家最重要缝制足球类合同工厂的聘用外部劳工情况：在2003年～2007年间，这两家供应商将后期业务分包出去，订单大量地由偏远山区的农村家庭生产。

代工，本身就是一种外包。按Mike所述，耐克在内地的代工订单，大量遭遇了“再外包”。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企业，永远是逐利的。

还原：在偏远农村完成工序

对于“再外包”，Mike为记者进行了路径“还原”：通过秘密的、复杂如蛛网般的加工网络，将足球球片秘密地运送到偏远的农村，在那里，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世界知名足球的缝制工序。

据曾在江苏万德工作过的人员透露，在2005年11月正式设厂之前，上海万德就通过当地的中间人进行了2年多的合作。“中间人从万德公司拉走球片，分发给当地农村留守妇女在家中进行球片缝制，并在家里集中完成胶胆、封口工序，做成成品足球后，运回上海万德。”即便后期上海万德在江苏已经开设工厂，并通过耐克审核，外包加工的现象仍没有停止。

成立于2001年的江西万德则这样展开业务：上海万德负责与耐克等客户洽谈接单，订单由工厂进行贴布、裁断、印刷，江西万德把球片拉到江西，并运用公司在江西当地的关系网络，将绝大多数球片运到婺源比邻的景德镇的一些加工点；按说生产链条到此结束，但有些加工厂为了利润或进度，会将球片分发到附近的村民手中。

根据以上说法，分包曾长期存在于耐克的手工缝制足球生产领域。据介绍，一名熟练工人一天能完成的缝制足球在4到5只，江西万德的在册员工(即使在册，也不一定在工厂上班)只有130名，这也意味着每个月的产量在1.2万只左右，但实际情况是，江西万德每个月运回上海的足球数量是8万只左右。而仅有100个工人规模的江苏万德，每个月的产量是2万只缝制足球。

“即使是在册的员工，平日也根本不来厂里上班，只有当耐克要来审核时，工厂负责人才会以10元/天的奖励，召集他们来厂，制造出勤假象。”曾亲历这些“造假”现场的Mike对记者回忆。

通过简单的计算可以得知，按Mike的说法，耐克的工人们一天的“产能”高达10只甚至更高，才有一百多名工人月产8万只手工足球的可能。

事实上，耐克的足球代工厂并不只是在中国发生外包现象。记者经多方调查得知，2006年，巴基斯坦的足球代工厂——SagaSports就曾因“忽略劳工权益”被耐克方面终止代工关系。

为证实深喉的爆料，记者在本周拨打上海万德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称工厂即将搬迁，老板人在香港，但拒绝透露其联系方式。当记者去往其位于上海南汇的工厂时，被对方以有保密协议为由拒绝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