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振制造业不对中国构成挑战
奥巴马在其任内第三份国情咨文中发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助选口号，并表示将以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制造业企业向美国国内回归。其实，这不是奥巴马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口号。早在2009年11月，他就曾发表声明指出，美国经济要实施再工业化战略，转向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这一转变，对中国制造业而言，自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重振制造业也好，再工业化也好，对当下的美国而言是一个知易行难的事情。因为与美国相比，“中国制造”的总体竞争优势特别是在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并且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尽管这种竞争优势也正面临着一些中长期的趋势性挑战。所以，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美国的战略转向应该不会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巨大挑战。
其一，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失业率长期高企在9%以上，劳动力供给较为宽松，但是由于工资黏性以及强大的劳方力量，其劳动力成本依然十分高昂，远远无法与中国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庞大低廉富余劳动力相媲美。中国2011年51.27%的城市化率，与欧美发达国家超过70%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并且，由于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中国从事中低端制造业的员工往往非常勤奋，对于长时间、高强度、加班加点的工作更加具有适应性和容忍度。当然，这里并不是鼓励加班加点，而是阐明一种现状。
其二，中国拥有庞大的具有高技能的技工群体和工程师储备。尽管素质良莠不齐，中国每年培养约60万的工程师，是美国的七八倍。以苹果公司的代工厂富士康为例，它拥有5000名左右的驻厂工程师，担负着保证苹果电子产品顶尖品质的重任，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目前，中国正在大规模推行的旨在提升工程师培养质量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为特色，将可能推动既有的数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化。
其三，制造业特别是一些高端制造业具有产业集群的特点，它需要一个相对集聚的完整供应链和产业链生态。这种众多企业之间的互联、互惠、互赖、互动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并且，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配套产业落户，往往会在税收政策、厂房用地、补贴政策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这种支持是动辄得咎的美国政府难以企及的。短期内，美国不大可能快速建立起可与中国相比拟的产业集群。
尽管美国再工业化或制造业重振战略的实现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短期内对“中国制造”的冲击有限，但是由于世界经济仍处于不确定的震荡调整之中，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各国也纷纷祭出了形式各异的贸易保护主义手段，使得长期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开放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国制造”所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堪忧。与此同时，中国自身所面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因素的考验，也正使得“中国制造”遭遇到其他新兴经济体在提供具有比较优势的低成本要素方面越来越强烈的竞争挤压，制造业产能向中国以外的东南亚、非洲、东欧等地区以及北美墨西哥、南美巴西等国家的转移已经开始。
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11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升值幅度达5%。粗略计算，自2005年7月第一次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人民币对欧元、美元、日元的累计升值已分别达到15.6%、21%以及6.2%，而这三大市场是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和中国制造的主要目的地。并且，人民币升值趋势还将持续下去，这是“中国制造”需要持续面对的外在压力。不过，这也有好的一面，就是推动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
与人民币升值相伴的是，长期以来支持“中国制造”乃至中国经济粗放式发展的前提条件——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资源的相对富余，正在逐步收缩成为紧约束。特别是中国长期享有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减。据国家统计局年初发布的《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显示，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并且，与日本历史上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人口绝对数双双下降不同的是，中国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出现向下变化时，还伴随着人口绝对数和社会需供养人口规模的双双扩大。
中国的对策
中国要在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的道路上实现突围，亟待扭转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解决工业附加值较低、资源消耗较高、环境非友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较少等长期存在且愈益突出的问题，实现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当然，这也是当今世界大变化、大调整格局下中国经济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制造从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变呢？
从宏观的外部体制环境看，与这一驱动力的转换相伴的是，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合理位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因为真正的具有可持续性的效率和创新是市场内生形成的，不是靠政府外部强力介入就能形成的，而后者恰恰是当前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也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源所在。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亦即所谓的“中国模式”有被作为一条经验肯定和固化的倾向。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通性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以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作为转型和发展的目标，以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检测指标，所谓的“中国模式”和这样的终极目标和检测指标仍有很大差距，还远不成其为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成熟模式，仍处于型塑和优化过程之中。
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两大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政府与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不可否认，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后发的转型国家政府依然带有一些特殊的发展属性和强势地位。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性安排将伴生巨大的负面效应。中国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换，必须改变这种强势政府统御市场的格局，通过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最大限度地减少行业垄断、行政干预和市场准入限制等，创造有利于提升效率和激发创新的自由市场竞争体制环境。
“中国制造”如何突围？
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呢？关键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型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这是亚当·斯密、哈耶克等自由市场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也可以从中国古代圣哲的国学智慧中找到思想源泉。如，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言，“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是很值得今天借鉴的政府治理哲学。
从微观的产业发展趋势看，中国要进一步加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有针对性地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这是从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这两个角度快速提升中国制造的质量和竞争力的一个有效途径。现代经济学中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创新的外部效应以及市场分工网络功能发挥作用，导致了经济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式增长，而外部效应的主要创造、传导、扩散部门正是由生产性服务部门承担的。
首先，从社会分工和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随着制造业市场范围的扩大，更加专业化和充分竞争的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存在，有利于降低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进一步提升制造业的效率。亚当·斯密关于分工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思想，在今天依然闪烁着智慧光芒。
其次，从价值链上下游构成来看，上游的研发、产品设计和下游的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可以在原有的中间生产制造环节融入更多的技术和知识要素，提高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集约化程度，促进制造业实现向价值链上下游的延伸，壮大高端和先进制造业规模。
再次，从资本构成和投入产出来看，生产性服务中集聚了大量的人力资本、智识资本和技术资本，其对于制造业的投入将使得制造业的产出中包含更多的差异化、难以模仿从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独特要素，是制造业创新和获得新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国际经济学界一些最新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都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创新，对于中国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迈进，以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
当然，中国制造业要实现由大到强、由低端到高端转变，关键的关键还是要靠市场的作用，靠企业家的作用。只有让民营经济充分发展，让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充分竞争，才能让企业家精神真正发挥作用。苹果公司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它已经不是仅仅满足市场需求，而是去改变消费者偏好创造市场需求，这就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力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需要充分培植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