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两千多年前，孟子对战国一位君主如此宣称他的“王道”理念；历史行至今天，中国本届政府也多次强调，将在任期内基本实现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全覆盖。
听起来不错，但近期养老的话题却令人沉重。一方面，根据国内媒体披露，按照《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课题组的数据测算，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另一方面，中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近期表示，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在官方的人民网投票中，人社部的延迟退休提议也遭遇了集体杯葛，超过9成以上网友反对。
于是乎，网上更开始流行一个“养老”新段子：你需要为养老储存多少钱？假设退休后你每月的开支为2000元，从60岁开始退休，按照平均寿命80岁与3%的通胀计算，那么70后需要准备234万，而80后需要准备314万退休金。
无论18.3万亿的养老金缺口，还是314万的退休金，这些数字在统计方法以及数据处理上无疑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却都揭示了中国式养老的严峻局面。作为现代福利国家思想的重要产物，养老保险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德国俾斯麦政府时期，但它进入中国的历史并不长。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仍实行相当传统的国家主导的社会保险制度。1984年之后，中国开始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通过部分地区进行试点，两年后各地开始全面推行养老保险社会统筹；90年代初期，伴随着《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中国决定建立起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制度，探索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的养老保险制度；到了1997年，中国政府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定“统筹兼顾”的养老金制度，也就是将养老保险分为社保统筹与个人账户两个部分。
进入二十一世纪，养老保险制尚在不断完善之中，财政性社会保障开支也大幅增长。根据官方数据，2012年中国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16895亿元，其中征缴收入13956亿元，各级财政补贴2272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2765亿元。
尽管看起来收入大于支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仍旧面临巨大隐忧。首先，当下中国养老金制度正处于转变通道，也就是处于由现收现付制度转向个人基金积累制的过程中，前者表示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用来支付已退休一代人养老金，后者则意味着劳动者工作期间收入积累转移到自身退休期间的养老金。
这一转换过程往往存在不菲漏洞，一方面是已经退休的“老人”在享受当代人提供的养老资金却没有多大养老金付出，特别中国曾经的国企欠账过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回报低、异地转换麻烦等因素，正在工作的“新人”往往存在逃避缴纳养老金动机，所以中国养老金缴纳率偏低——叠加之下，这也形成学者所谓“转轨成本”，中国养老金个人账户大量被挪用到社会统筹账户，个人账户一直难以彻底做实，当前养老金“空帐”保守估计早已超过一万亿元。
其次，即使这一转轨完成，中国养老金制度也面临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巨大冲击。根据《2011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若剔除财政补贴，2010年养老保险收不抵支的省份（含新疆建设兵团）共有15个，缺口达679亿元——期间，除了因为不少劳动力输出的西部省市外，上海赫然在在列，原因是上海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基本是三人在养一个人，伴随着人口寿命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增加，届时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下降；如果人口政策不作调整，甚至出现一个劳动者供养一个人的尴尬局面，目前尚有盈余的养老金在未来不可避免出现巨大缺口。
比起养老金缺口，或许更为严峻问题在于养老金制度背后的不公。当下养老金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轨制。不少网民说公务员挤占养老金，这显然是误解，机关和事业单位另有一套系统——90年代，虽然机关和事业单位养老金一度动议纳入社保体系，最终却是始终未能成行，导致目前其养老金长期独立于公众之外，直接依赖财政拨款。
双轨制内外有何区别？就衡量退休生活品质而言，养老金替代率是一个不错的指标，也就是退休之际领取养老金与退休前数年平均工资的比例。一般而言，公务员退休之后这一比例往往能够保持在80%以上，而有学者计算，尽管职工养老金近些年连连七次上调，但是其养老金替代率仅略高于40%——其间对比，正如马克思的比喻，“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子都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房屋的一般需求的。但是，这座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了茅舍了。那么小房子的居住者都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
双轨制之下，事实上将所有人分裂为两个养老阵营：公务员等体制内人员与体制外纳税人，虽然公务员的养老并不来自公众的养老金，但本质上公务员养老的财政拨款也是源自后者的纳税，这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生老病死，原本是所有人都必须一起面对的共同命运，但是如果因为双轨制的存在，使得这一自然规律的作用也处处充满等级感。于是乎，一方面养老金吃紧，众口反对的延长退休却被官员断言必然趋势，延迟退休每年大概可节省200亿元，个人与企业缴纳养老金比例居于世界前茅，却不得不日夜担忧退休养老之道；另一方面，公务员每年“三公消费”则高达万亿，不仅不需要缴纳养老金，其退休之后基本能够保持在位的体面生活，尚且不论不少老干高干的特殊待遇。
进一步看，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个人工资总额8%计入个人账户，企业缴纳20%计入社会统筹，比例合计28%，这一水准已经高居世界前列。表面上，看似体现了“劫富济贫”的社会福利思想，事实上却未必尽然：因为存在三倍社会平均工资的上限，高收入阶层缴纳虽多但有上限，而农民工等低收入阶层缴纳不多也有不少获益，付出回报最不平等的是城市的中下阶层，也就是俗称的普通“白领”，这对于培育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并无益处，甚至可能形成一个两大中间小的M型社会。
进一步看，在当前不断加剧生活压力之下，养老保险也扭曲市场主体的行为，缴纳的养老保险等费用，事实上挤出了纳税人的消费能力，也使得企业的雇佣意愿受到打压；而地方养老金常年的2%低收益率，远不足以抵抗通胀，无疑是一种财富的浪费，缴纳人却没有足够的权利决定是否退出。
正如孟子的另一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存在着体制内人员盘剥体制外人员、老人盘剥年轻人、两头盘剥中间阶层的不公平态势，长此以往，不仅其本身偿付能力备受考验，将来国家信用或也将受损。
养老保险制度是基于对未来的风险管理，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面临多重转型的中国而言，困难尤大。但无论如何，一个不公正的养老保险制度，或许也就是一种变相的庞兹骗局，即使暂时合法，本质亦不足取。
中国式养老困境应该如何破解？养老金不是税收，更不是保护费，本质是一种“羊毛出在羊身上”融资游戏。一方面，指望当前中国政府承担起“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并不现实，另一方面，养老金带有转移支付功能，富裕阶层理应为养老金承担更多义务，他们也能通过稳定社会而获益，但如果改革过程中让某一阶层承担过大压力也不符合道义和现实，应该让纳税人以及民间有更多养老选项。
养老保险存在有其必要，但是方式必须更改，否则迟来的公正只怕会更加汪洋恣肆。就养老金而言，其基本原则在于人道主义与效率。从构建人道主义底线而言，社会与经济都将付出一定代价，这确实一个普遍难题；从效率角度而言，养老金制度天然有无偿转移支付设计，某种程度上的需要有政府来承担中间人角色，但如果个人在养老金账户上发挥更大作用，无疑有利于养老金账户的高效运作。
也正因此，在养老金分配效率遭遇争议与养老金偿付能力倍感压力的现实处境之下，笔者提议国家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比例不应该过高。无论个人8%还是企业的20%，都应该适当降低，合理的比例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准即可——不仅公务员和民众应该一样水准，即使太子也应该与庶民同等对待；与此同时，在基本保障之外，应该拓展多重投资渠道，让公众可以自主选择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等辅助工具。
更重要的是，养老金的双轨制应该逐步取消，一方面这是重塑社会公正的起点，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共同分摊转轨成本，有足于弥补养老金成本；至于养老金的缺口，本来也与国企历史欠账有关，转轨成本应该是国家承担的义务之一，目前或许正是国企用分红甚至股权反哺大多数沉默的股东，也就是人民的大好时机——对此不少学者已经有过研究，譬如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马骏计算，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并在2020-2050年间提高平均退休年龄7岁，将能使养老金账户累积结余持续约三十年，到了2050年，年度养老金收支也将保持基本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