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工人队伍正在巨变中：60后、70后正在退出历史舞台，80后、90后正在崛起。

崛起的80后、90后，生来就属于现代。如果说，亦工亦农的生存状态注定了60后、70后确实属于“农民工”序列，80后、90后则不然——他们整个的成长环境，整个的生活方式，整个的精神面貌，整个的价值追求，都跟现代接轨而极少接续父辈的传统，往往只在户籍意义上还属于乡村。

再把80后、90后称作“农民工”，那是太勉强了。他们已经属于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劳工。他们的崛起，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产业工人的升级换代，即从传统农民工全面升级为现代劳工。

这就是说，一个新时代，一个新劳工时代，已在中国揭开了大幕。但我们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准备好，我们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准备好。整个国家的产业转型、社会转型，跟不上中国产业工人的升级换代。

这，或许是用工荒席卷大江南北的关键所在。

在城市社会的最边缘最底层，以最低的收入干最脏最苦最累的活，而且最沉默最隐忍，这样的血汗劳工地位，显然不可能为崛起的80后、90后所接受。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用工荒中，大量缺工的岗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普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普工，相当多数确实就属于血汗劳工。

不止成千，不止上万，而是整整一代人，正在远远超越他们的父辈。他们对生命的感知，显然比父辈更细腻更丰富；他们对尊严和权利，显然比父辈更自觉更敏感；他们天然地追逐着自由和幸福。这无须说教，也为任何说教所无从改变。

整整一代人就这样登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大时代的底色，并且决定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一夜间乾坤倒转，劳动者成了卖方市场，区域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就成了抢人的竞争，即抢夺劳动者的竞争。那么靠什么抢人？靠什么抢夺劳动者？

得民心者得天下，用这个老话概括当下区域竞争的方向，或许再适合不过。相对于新生代劳工的崛起，传统的社会治理是太粗放了。而这是政府传统的投入所注定的。政府的传统投入，最大特征是对物的投入远远高于对人的投入——都是投向直接服务于增长的经济基础设施，比如交通基础设施、通讯基础设施等等；对人的投入却往往斤斤计较，捉襟见肘。

于是，与经济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各地的社会基础设施普遍简陋。对户籍居民都往往显得不人性，不圆融，对外来劳工，更往往不客气地显出它冷漠和生硬的一面。歧视外来劳工的系列公共政策因此联翩出台，某些具有市场经济领先地位的城市，竟然一度推出打击十元店等行政强制行为，明显以窒息外来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空间为目标，企图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把外来低收入人群从城市中驱逐出去，以维护城市的所谓光鲜亮丽。

这种对外来劳工的排斥和隔离，凸显着我们的城市与现代文明的距离。现代文明的根本内涵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弱者，尊重底层。正是在这点上，我们的城市公共政策，我们的城市社会基础设施，往往难于达标。这可能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新生代劳工的无根漂流。

他们显然不可能回到他们父辈的土地上，但又无法融入他们自小生活在其中的城市社会。当然，他们也就不可能保持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和忠诚。他们逐渐沦为精神上的流民，精神上的游牧民，几乎是势所必然，这无疑是对国家稳定的一个重大隐患。

这方面最耐人寻味的是，此次用工荒中，普工岗位乏人问津的同时，技术岗位竟也求大于供。新生代劳工不屑血汗劳工地位，但他们向往的技术岗位，却又往往不是他们所能胜任的。但这种矛盾并不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他们生于现代但缺乏现代教育，缺乏职业训练，而这种教育、这种职业训练并非个人努力就能完成，原本需要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充分的公共教育投入，需要教育基础设施的地覆天翻。而遗憾的是，自1993年国家提出教育投入争取在20世纪末达到GDP总量的百分之四，而这个承诺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都未兑现，遑论其余。

就此来说，用工荒问题不仅需要企业应对，更需要国家级应对。在劳动者成为卖方市场的时代，在对尊严和权利更自觉更敏感的新生代劳工崛起的时代，政府投入怎样从主要投向物转到主要投向人，投向人的尊严和权利，即投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向教育和文化、投向民主与法治等等——这无疑值得各级政府，值得全社会反思。